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是中国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段“天灾人祸”中，许多人在困难中煎熬，许多人在政治动荡里虚度年华，而这时，年轻的童志成却在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拼命地学习乐器演奏、音乐理论、钢琴调律等各方面的知识，吸取着来自各方面的营养，虽然这些与童志成今后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直接地联系，但是童志成天生好学上进的本性，却为他以后事业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童志成出身于音乐世家，决定了他有着天生的音乐悟性。使他与别人相比，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他踏入人生旅途，进入乐器厂以后，他所具有的音乐悟性基因优势逐渐表现出来，并充分运用到乐器制造中，给了他一生所从事的乐器事业以极大的帮助。

入厂前，他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教授，便通晓了修理风琴的各种原理，使他能够在刚刚闯入生存奋斗时，便可利用他对乐器的先知，悠然自得，比别人活的自在。

进入乐器厂后，童志成，当他终于走上了一条与乐器终身为伴的道路时，他所具有的音乐天赋从此有了有武之地，童成志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他以强烈的学习热情，从一开始起，就表现出对乐器的求知欲望。

在谈到这一点时，童志成自信而且不无遗憾地说，“我虽然有对音乐特殊的感悟，但天生的生理条件并不好，在弹奏钢琴时，因为手指张不开，够不到八度音，这便影响了我走上专业弹琴的道路，但我并不后悔，钢琴仍是我终身所爱。”

钢琴是有钱人的娱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挖过煤，开过矿石的童志成毕竟和现代的儿童不一样，享受不到今天儿童的幸福，家贫的童志成，他没有钱请老师上课，没有钱去医院动手术，使手指伸到更开，他不能象钢琴家一样，在舞台上显得那样的荣耀。

是金子放在那里都会发光，童志成极强的音乐天赋，却让他能够有条件在乐器制造业里发挥出他所拥有的音乐才能，在乐器制造业中，照样能够打造他一生奋斗一番新天地，童志成的音乐天赋和他后天的勤奋，使他成为一个即懂乐器制造，又会乐器演奏的人。

手指条件的困难，并不能成为阻碍童志成学习的障碍，童志成，命中注定，要成为乐器之人，钢琴之子，他酷爱乐器，从小立志学习乐器。

入厂后不久，童志成学习的第一件乐器是手风琴，指导他学习手风琴的启蒙老师是张志强的《手风琴演奏法》，这是童志成学习乐器的第一本书，他按着书中所述，逐字逐句的理解和掌握手风琴的结构要领和演奏技法和声对位。当广州钢琴厂在广州  路上，车间紧靠着马路，工厂旁边就是公安局。童志成就住在工厂宿舍的小阁楼里，每天下班，吃完饭就开始拉琴，一拉就是几小时，夏天，小小斗室，一天的爆晒，热气逼人，一边流汗，一边拉琴，每天都要拉到夜里十一点钟以后，静静的月色中，琴声时而急促，时而悠扬，不断地从阁楼窗户传出，尽管声音是那么的美妙，但到夜深人静之时，还是对周围居民产生干扰，为了这儿，周围的居民，甚至旁边的公安局都找上门来，大声喝斥，“不要晚上拉的这么晚啦，我们公安局晚上要上班的。”就这样，童志成还是舍不得放下手风琴，把窗户关上，继续拉琴。窗户关上了，声音虽然小了，但屋里温度却上升了不少，他耐着酷热，以艰韧不拔毅力，继续操练，他在音乐中不断中成长。

童志成学手风琴的第二本书，是手风琴演奏家杨宏年的书，这本书教你如何配和弦，童志成通过对书中乐理知识的学习，掌握了如何使用和弦，知道了什么是小调音阶，自然小调、和声小调，什么是四五度，大三和弦，小三和弦，什么是属七和弦，什么是减七和弦，什么是四六和声。童志成完全是在没有人教的条件下，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硬是全部学会只有在专业音乐学院里才能学到的音乐理论知识。

童志成在谈到这段经历时，口若悬河，涛涛不绝。他可以成套成套非常流利地背出整个和声配器全部理论，在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亲身感受到，童志成对乐理的了解不亚于从事专业音乐理论的人所掌握的程度。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谁也不敢相信童志成是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还以为他经过系统的专业音乐理论学习呢！

不久，童志成凭着过去修理乐器的熟人关系，找到了广州战士歌舞团的曾键，他是当年我国著名的手风琴演奏家，在全国很有名气。在曾键的指导下，童志成的演奏技术快速提高，很快完成了从基础到专业的手风琴演奏学业，熟炼地掌握了《打虎上山》、《霍拉舞曲》、《化装舞会》、《马刀舞曲》等一批手风琴经典曲目的演奏技术。这时，童志成手风琴的演奏技术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了专业演奏的水平。这时，童志成已把自己融进了手风琴演艺圈里，他与当时我国一些著名的手风琴演奏家，杨文涛、张志强、王碧云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些慕名而来的人也主动找上门，拜师求教，向童志成学手风琴了，童志成年轻时候，和他学手风琴的人不下几十个，你相信吗？反正，我相信。到这时，童志成，已经成为了熟悉的手风琴手了，是千里马，一定会有伯乐来认知。

几十年后的今天，童志成仍然和曾键往来密切，当年有着“南霸天”绰号的曾键已经从当年手风琴导师变成了童志成发展乐器事业的密友，携助珠江钢琴上马手风琴生产。

曾键在回忆童志成找他学琴的情景时。

“童志成在年轻时，我们一起共接触了五年时间，他找我学琴的时候，他刚进厂，20多岁。那个时候，他的家境并不好，吃饭泡点酱油就是一顿饭。他认识我，是因为他到我们团来修理钢琴。每次要修十几架琴，不可能一天就调好，有时要调好几天，我就中午管他的饭，那个时候我们是是部队文工团，伙食很好，菜的味道很香，所以他很喜欢到我这里来。后来，他开始和我学手风琴，也让他弟弟和我学。童志成很聪明，尤其是乐感特别好，他很能模仿我的风箱演奏技法，并且能够抓住要领，不久，他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按他的水平，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专业中级的演奏水平，在业余里应当算是数一数二的。到后来，他一拉手风琴，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和我学的。他学手风琴有一种执着的精神，当时文化大革命，我是造反派，正挨斗，可是他不怕，他到团里来找他，你的和弦是怎么配的，为什么那么好听，他让我手把手的教他。童志成学会手风琴后，经常参加一些业余演出活动，有时也自娱自乐。精神生活很充实。”

童志成，有一天正在车间里拉琴，拉琴的声音传到大街上，一位专门管音乐文化的越秀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汤惠章，她每天都路过童志成的所在的车间，每天都能够听到童志成在拉琴。有一天，她走过来，和童志成说，

“你很喜欢音乐吗？”

“不是，我不懂啊？”
 “我听到你啦，很有进步呀！你能不能来我们越秀区文化馆参加活动呀？”

“我能去吗？我愿意来。”

童志成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新的内容，他参加了文化馆的乐队，业余时间要参加排练，经常要参加社会上各种演出活动。

“文革”期间，童志成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重要成员，经常活跃在广州市的工矿企业，部队农村街道，童志成在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炼就了自身纯熟过硬的乐器演奏技术。童志成没有接受过一天专业音乐演奏学习。但是他弹钢琴和手风琴的水平却可以与专业演奏员比美，和他们同台演出，童志成一点也不逊色。

一位当年和童志成在一起参加宣传队的“老战友”俞美霞回忆童志成这段历史时说，

“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当时是搞声乐的，我唱歌，童志成拉手风琴我伴奏。那时我们参加的是广州市越秀区和二轻局的宣传队。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童志成的业务很好，不光手风琴拉得好，还会小号，钢琴，大管，吉他，我们大家都很羡慕他的，他每次演出时，都有一大帮人在后边跟着他，有男的，有女的，大家都很崇拜他，还有不少人跟着他学琴。我记得在当时拉琴拉得好的人不多，童志成是比较突出的。他很勤奋，他没有进过音乐学院，我也不知道他是从那里学到这些本领的。童志成那个时候是工人，白天上班，一到晚上，每个星期总有好几个晚上他们在那里凑在一起搞乐器合奏，跳交谊舞，很有意思。”

就在童志成学手风琴的同时，他也开始涉足钢琴调律技术。他利用吃在车间，睡在车间的机会，抽时间学钢琴调律，晚九点多钟，他用车间里摆着的钢琴，先自己调，调一段以后，再一遍一遍的整理，开始学时，难度比较大，许多事情自己都搞不懂，第二天早上，他遇到车间主任傅长荣师傅，请教他，“这个琴调的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傅师傅就告诉童志成的琴调的怎么样，那里行，那里不行，为什么不行，应当怎么调等等。有时候，下班后，童志成仔细地观察着车间里别的师傅调过的钢琴，看那个师傅调的好，亲自去试，去听，去对比，去不断摸索，比较，通过反反复复，多次比较，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步掌握了钢琴调律的基本技术。

多少年来，童志成对钢琴调律有着深入的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现在他虽然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但他对钢琴调律情有独钟。2002年，他还被授予国家劳动部认可的钢琴调律高级技师证书。

在谈到学习音乐对乐器制造的重要性时，童志成说，“音准对人耳感染是很厉害的，一个好调音师，调出来的和声马上是立体的，不好的调音师调出来的音是往下滑的。懂音乐的人是对工厂是有利的。首先要懂音乐，才能指导生产，不懂音乐就无法指导生产。人琴合一，才是好钢琴。钢琴是有灵性的，制造者的灵性通过钢琴的灵性，最后才会产生钢琴家的灵性。制造者没有灵性，怎么能造出有灵性的钢琴来？所以我们现在加紧在培养一批有音乐修养的工人，我们请钢琴家来上课，一边弹，一边讲，讲钢琴的每一个乐句需要表现什么，只要长期对工人音乐知识的传播，让工人得到音乐上的全面培养，才能造出一个好钢琴厂来。德国施坦威钢琴厂，每个人都是高级工，他们每个人有对钢琴声音的特殊理解，他们是抓住了建设钢琴厂的要领。”

应当说，童志成是中国以至世界上少有的集音乐天赋和管理才能为一身的企业家。

原广州钢琴厂厂长黎达苏（右）

文革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灾难，企业停产，人心散乱，这时，童志成在家里闲居，没有上班，他想到外边发展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正准备办理到香港定居的手续。

这时的广州钢琴厂也处于整改时期，文化大革命后期派性尤存，山头林立，厂里到处是一派“抓革命，促生产，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气氛，各项事业百事待兴。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广州市政府向市管企业，包括广州钢琴厂在内派驻工作组进行工业企业整改工作，工作组进厂工作，来自理发工具厂的工作组的副组长黎达苏从此进入了乐器行业圈子。企业整改结束后，黎达功留在企业当上了广州钢琴厂新一任厂长。

黎厂长到任，面临着困难重重，所有事情都从头开始，砍去山头，削除派性，整顿组织，恢复生产。但黎达功以过人的胆量，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他深入基层全面了解员工的情况，开始启用能人，全面复苏广州钢琴厂。童志成被列入到黎达苏的重点启用名单。

有一天，黎达苏来到童志成家中拜访，敲门后落座后寒喧几句，黎达苏厂长亲切地对童志成问寒问暖，

“身体怎么样，家里有什么困难？”

接着转入正题，

“现在厂里比较困难，希望你能够回工厂，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这对于一个当时还是工人的童志成来说，厂长亲自登门访问，即表示厂长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也说明童志成在一个新到任的厂长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位置，黎达苏厂长需要有童志成这样的能人，帮忙辅佐协助他，共同发展广州钢琴厂的事业。

童志成的心是热的，有志之人不用怎么点拨，便可发光。童志成在家闲居，是因为文革对企业的破坏，人心已经散了，他想到外边发展发展。可是看到新厂长亲自登门访问，礼贤下士，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仅没有批评自己，而且关心备至，体贴入微，童志成热血沸腾，他被厂长的诚心所感染，他不用“三顾茅庐”，一顾便“出山”了。

童志成，在黎达功光顾的第二天，便整装回厂了。他回到了自己所熟悉而又可亲的岗位，乐器维修部，重操旧业，修理风琴和钢琴，并被委以维修部主任的责任。

童志成不愧是个能人，他到维修部后，马上制定了按完成任务量提成奖励的办法，根据工作量，完成的多，提成的多，这个办法很快得到厂部的批准。从此以后，维修部的人还是那些人，设备还是那些设备，但是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维修部三个月扭亏为盈，过去一盘散沙般的修理部，在童志成来到后，每天灯火通亮，加班加点，工人们干的热火朝天。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在大家付出后，相应的回报也有了，收入在逐步提高，钱包也开始鼓起来了，大家都感谢童志成给他们带来了动力和希望。

这时，厂里领导也十分关注童志成所迈出的这一步，黎达苏厂长经常到维修部去看望童志成和他的同事们，也同时从他们那里取得企业改革的成熟经验，推广到全厂。广州钢琴厂开始出现生机，文化大革命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在一点点消除，企业在一步步前进。

当时广州钢琴厂虽然是全国四大钢琴厂之一，但却排在北京、上海、营口之后，属老四，珠江钢琴的知名度远不如星海、聂耳钢琴。厂里钢琴始终不能打开局面，眼看着仓库里的琴越堆越多，一直困扰着广州钢琴厂不能翻过身来，黎达苏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么办？这时黎厂长想出了销售奖励的促销办法，发动全厂职工卖钢琴，职工每卖出一架钢琴，奖励5块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产品要想畅销市场，光靠暂时的促销政策只能是权益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黎达苏虽然制定了奖励政策，但是眼瞧着钢琴销售还是不见动静，仓库里的钢琴还是不见少，黎达苏没有办法，再次把奖励金额提到每销售一架钢琴奖15元，他期望珠江钢琴从此能够打开销售局面。

奇迹还是不能发生，广州钢琴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困难中煎熬。

一天，黎达苏来到维修部和童志成攀谈，这里他们之间已经很融洽了，有点无话不说了。童志成突然向黎达苏冒出一句。

“黎厂长，现在厂里销售困难，我可不可以带着几个人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去了解了解情况。”

黎厂长沉思一下，“好，你自己想找谁，就找谁，马上出发吧。”

在黎厂长的同意下，童志成带着维修部七个人，梁德曼，叶小丽，打起背包开始北上了。

这是童志成的“一出祁山”

出发那一天，八月十五日，黎达苏厂长让童志成拿几盒月饼，带给北京钢琴厂的许宗乾厂长，童志成一行人等路过北京，作暂短停留后，乘火车直奔东三省，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等省市，第一站，哈尔滨。

八十年年代初，收购乐器的都是中文店，中百站国营商业体系，商业系统按商业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层层收购批发，最后到商品到零售店销售。童志成一一到这些单位拜访。

那个时候，还不兴名片，童志成给自己设计了广州钢琴厂“文革”后第一张名片，名片上，童志成自封广州钢琴厂维修部部长。

来到哈尔滨的中文站，找采购科科长，一搭话，童志成感觉很不是滋味，科长很神气的。

“你们什么事，你们是那个单位的？”

“我们是广州钢琴厂，珠江牌钢琴。”

“什么？什么？”

“我们是广州钢琴厂，现在我们厂很困难，我们进来推销一下我们的产品，”

“不要，不要，没听过珠江钢琴这个牌子。”

童志成继续说“以前是讲讲阶级感情，能不能帮帮忙，帮助我们销售一下珠江钢琴，能不能试一下？”

“我们销的都是北京上海的琴，没有试过广州的琴，对不起，我们不能帮忙，你们想别的办法吧。”

童志成出师不利，他不死心，来到了哈尔滨的宏声琴行，碰到一个叫老于的好人。一进门，

“我们是广州珠江钢琴厂的。”

“你们是珠江钢琴厂的，北京、上海钢琴厂的人到东北来买木材，都是到我这里来的，都是由我们来接待的，不要客气。”

很快，老于把童志志等接待下，安排了住宿，并负责购买火车票。老于还答应要了一些珠江钢琴。宏声琴行成了珠江钢琴打进哈尔滨的第一个琴行。而东北其它地区都没有答应收购珠江钢琴。

接着，童志成来到北京，回答基本都是一样的，一说钢琴，“我们都是卖北京钢琴的，我们不知道有珠江钢琴。”还是到了北京宏声琴行，要了一点珠江钢琴。

在上海，童志成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走到第一百货公司时，采购科长接待了童志成，很傲气地走出来，“不要，不要，我们只买上海钢琴。”

但是在这位科长的旁边，有一个人总是盯着童志成，在他们谈完以后，主动和童志成打招呼，并到旅馆来看童志成，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广东佛山人，他告诉童志成，在那个年代，上海人还是有比较浓厚的“大上海”思想，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外地产品进上海的，所以珠江钢琴根本无法在上海销售的。

童志成当时在上海连老万利琴行在内都去过，但是都没有用，珠江钢琴在上海是打不开销路的。从上海离开以后，童志成还到武汉、成都、昆明等城市，在那里寻找商机，除个别商店以外，大多数是碰壁而归。

旅途艰难，在当时是可想而知的，住的每晚几毛钱房间，喝的是一分钱两碗的大碗茶，吃的五分钱一个的包子，一路走，一边吃，根本没钱在饭馆里吃饭。

一到乐器店，总是童志成先进去，另外的人站在外边，等候童志成带出来的好消息。

童志成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情景，每天的生活真有点象父母带着一群孤儿到外面讨饭似的，在市场的大海中不停地寻找着珠江钢琴生存发展的一线生机，其惨状不言而喻。

最可怜的是，炎热的夏天，旅途劳累，心情不畅的童志成在上海终于支持不住，发高烧，一试表，42度，整个人已经有点晕迷了，当时上海钢琴厂的徐惠卿把童志成送到医院观察室，病好以后，转到旅馆住下，每天上海钢琴厂医务室的大夫和徐惠卿来旅馆看望童志成，打针，送饭，细心地照料童志成。

就这样，童志成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跑遍了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华中，西南多个省市，行程大约有数千公里，最后回到广州。

工夫不负有心人，童志成在全国走了一圈以后，为他今后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了解了珠江钢琴在全国乐器市场的地位。童志成认识到珠江钢琴当时在市场中，的确是没有什么知名度，质量确实有不少问题。

通过这次童志成全国走访，虽然收获不大，但是还是对珠江钢琴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全国各地的乐器店开始知道珠江牌钢琴了。珠江钢琴的形象开始建立，销售量有了一点点增长，珠江钢琴销售形势有了转机。

第二年，童志成再次要求黎厂长再到全国访问一次，童志成向厂长建议，“能否在全国建立珠江钢琴的维修点，做好售后服务，建立珠江钢琴的市场体系。”

童志成的建议，马上得到黎厂长的回应，批准童志成做好市场的事情，

童志成开始了“二出祁山”之行。

童志成再次带着陈朝辉等人走访全国商业客户。

一回生，二回熟，童志成第二次与商业客户见面，地方也熟悉了，人也熟悉了，说话也比过去客气了好多，珠江钢琴的情况也好转了许多，昔日科长的口气不再象过去那样一口回绝了，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来买珠江钢琴。

童志成的苦心付出的劳动开始见了成效，但是他也深感到珠江钢琴的知名度远远不够，社会上还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珠江钢琴品牌。另外，珠江钢琴的内在质量确实不行，有音板变形，开裂，弦轴发松的问题存在。珠江钢琴要想市场上叫响，重要的是一面抓质量，一方面要造势，打出珠江钢琴的知名度。

1983年，童志成“三出祁山”的计划在脑海中构建。这回不再是全国巡访了，而一次“改变珠江钢琴命运”的重拳出击。

“黎厂长，能不能给我三万元。”

“你要三万元干什么？”

“三年来，我们为扩大珠江钢琴销售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珠江钢琴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我想，搞一个全国性的珠江钢琴比赛，把全国弹钢琴的老师学生都集中在一起，这样珠江钢琴的知名度一定会有大的提高。搞钢琴比赛，需要有经费，因此我想申请三万元作为这次比赛的经费。”

当童志成向黎厂长说出三万元的经费时，童志成回忆当时这三万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他说，“其实这三万元也是凭拍脑袋出来，心里根本没有数，到底钢琴比赛需要多少钱，我心里也不知道。”

现在搞钢琴比赛，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好像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可是，不要忘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搞钢琴比赛，是要有眼光和胆识的。具有市场经济眼光的，很多人对这种市场经济的必要手段，还不十分理解。让黎达苏批准搞此事就不那么痛快了，不仅是因为企业销售不畅，财务经费紧张，重要是由于一个多年遵循计划经济办事的国有企业厂长，还不理解钢琴比赛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黎达苏很犹豫，显得不那么情愿。

但是，这时的童志成的话，在黎达苏的心目中已经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童志成的话不能说：言听计从，也应当是：认真考虑。

黎达苏“认真考虑”了半天，最后，砝码偏向了童志成，黎达苏相信童志成，相信他能够改变珠江钢琴的命运。

“行，批你两万元，你去搞比赛吧。”

童志成得了上方宝剑，“三出祁山”了。

童志成找到广东省歌舞团的李琦。李琦，广州人，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分配到广东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钢琴弹奏技术在国内颇有名气，深得刘诗昆的赏识。

“李老师，我们厂准备搞一个全国钢琴比赛，你帮我们搞，看怎么样？”

“好，这是件好事情，我一定帮助你们好好策划。”

童志成胸有成竹的出了门。

刚一出门，李琦又把童志成叫了回来。

“回来，回来，不行，我搞不了钢琴比赛”

“为什么？”

童志成与刘诗昆

“我的影响力不行，搞钢琴大赛，必须找到刘诗昆。你给我80块钱，我坐飞机到北京，把刘昆诗请来，让他帮助你搞钢琴比赛，一定能成功。好不好？”

“行，反正我有两万钱，你就坐飞机去吧。”

没几天，刘诗昆很快南下，来到广州钢琴厂，开始策划决定珠江钢琴命运的比赛。

一下飞机，刘诗昆直奔一间小屋，把自己封闭起来，开始写策划书，这一写，就是一天一夜，从下午四点，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写完初稿，连出去吃饭都没去，啃个面包继续干。

一个包容全国所有著名钢琴家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钢琴比赛策划书终于出笼了。刘诗昆为此，付出了极大心机，考虑到方方面面，照顾到所有钢琴家的平衡。

1983年，在当时广州最为豪华，档次最高的广州友谊剧院，举办了“珠江”杯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报名参加选手多达上千人，过去的钢琴比赛基本上都是地区性局部钢琴赛，而这次比赛是中国钢琴界首次举办的全国性比赛，邀请来自全国各地最知名的钢琴家、音乐理论家都到齐了，吴祖强、周广仁、李琦芳等人，包括但昭义都参加了，还有延安时代的鲁艺的老音乐家，吴祖强、丁善德、李凌等人也都来了，评委规格之高，资格之老、人员之齐可以说是在所我国所有钢琴比赛中空前绝后，比赛现场盛况空前，热闹场景可想而知。通过这次比赛，全国所有从事钢琴演奏教学的钢琴家都认识了珠江钢琴。那次盛会，广州市长梁灵光都来了

比赛结束，几百人吃住，一结帐，花了30多万块钱！啊！比预算高出10倍！这时黎达苏已经无所谓了，高兴！使他忘了一切。

童志成的一个点子，改变了珠江钢琴的运，珠江钢琴的命运从此开始转机，订单象雪片一样飞来，买琴的人络绎不绝，珠江钢琴的名气开始在全国奏响。珠江钢琴十几年的产量一直没有掉下去，就连最困难的1989年，利润还是600多万元。

童志成，那时不过还是个维修部部长，42岁，他为珠江钢琴的发展立了头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钢琴比赛以后，他得到了黎达苏奖励给他的1400块钱，其中有1000块钱，童志成拿出来全都“犒赏”了他周围的小兄弟。

刘诗昆在回忆当年的钢琴比赛时，好像二十多年前的热闹景象就发生在眼前。

“我和童志成在1982年前，只是一般认识，没有过多的交往，当时他只是一个科级干部，真正有交往是在1982年，当时全国的钢琴厂都比较落后，珠江钢琴相对更落后一点，全国只有广州不能造三角钢琴。那时我是全国四个钢琴厂的顾问，当时珠江钢琴厂想起搞一个钢琴比赛，这个动议，童志成起了很大的作用，童志成找到了我，我从北京专程到广州，在广州住了一个多月，筹备这个比赛，当时这个比赛的名字叫“珠江钢琴杯全国钢琴青少钢琴比赛”，这是新中国以后，所举行的全国首次正规专业的最高级别的钢琴比赛，这个比赛主要是我和童志成两个人，童志成代表厂方，我是厂方聘请的，双方的主角是我和童志成，B角是李琦和袁佩流。在筹备和比赛期间，我和童成志形影不离，每天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维修部的小阁楼里。”

“这个钢琴比赛在当时搞的非常轰轰烈烈，在音乐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年轻的最高水平的尖子学生都统统来参赛了，有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以及全国其它音乐学院的学生统统来参赛。为了比赛的需要，我们研究设立了评委委员会，评委会都是全国钢琴界最高教授专家学者，现在其中有些人有很大部分人已经做古了。我们还设立了顾问委员会，把全国音乐界元老级的人物全都请来了，有吕骥、孙慎、赵风、李凌、丁善德等。他们都是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的资历有威望的领导。还有广东省、广州文化厅的领导。在发奖时，当时广东省党政军的最高首长，省委书记，省长，军区政委为获奖者颁奖。记得那个时候广州宾馆还很少，整个比赛把广州流花宾馆200多个房间全都包了。那次比赛的第一名，韦丹文，现在已经成为旅美钢琴家，我们现在的钢琴家有相当一些通过那次比赛脱颖而出的。可以说，这次钢琴比赛开创了一个中国钢琴制造业和文化部门政府联手共同筹办国内最高规格级别钢琴比赛的先例。”

“通过这次钢琴比赛，珠江钢琴一下跃起，它知名度、名声、社会关注点，一下子都崛起了。第二年我和珠江钢琴厂又搞了穗港澳钢琴比赛，广州、香港、澳门三地选手参加，这个比赛时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期，能够搞这种涉外比赛是十分罕见的，也是钢琴界搞的第一次涉外比赛，由叶选平担任钢琴比赛的名誉主席。第三年，我们又搞了一个钢琴夏令营。其影响力属前二次为最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