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乐器是世界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俗话说：琴棋书画，琴为先，说明中国民族乐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的乐器行业已经发展为世界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乐器市场。民族乐器产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区就已经有了多个手工作坊，民族乐器行业是我国新中国成立逐渐形成乐器工业体系中的分支，民族乐器学习与演奏在我国具有十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民族乐器也开始走出国门，出口到世界各国，不仅受到华人和华侨的喜爱，而且一些外国人也都开始学习民族乐器，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韩国也在开始尝试制造中国民族乐器，不仅在本国销售，并且开始在中国建立销售网点，以图占领一席之地。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族乐器无论是质还是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中国民族乐器正在成为世界性乐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回顾4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民族乐器生产企业主要是单一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大约有100多家，主要的企业有北京民族乐器厂、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上海民族乐器二厂、上海民族乐器三厂，苏州民族乐器一厂、苏州民族乐器三厂，天津民族乐器厂、广州民族乐器厂，另外还有长春乐器厂、沈阳乐器厂、延边乐器厂、徐州民族乐器厂、呼和浩特民族乐器厂、新疆乌鲁木齐民族乐器厂、长沙乐器厂、郑州乐器厂、武汉乐器厂、昆明乐器厂、成都民族乐器厂、贵州玉屏箫笛厂，泉州乐器厂等。

这些乐器厂大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合作化高潮，由各地区手工作坊合并起来的民族乐器生产企业，在经过文革以后依然保留下来的企业。由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半封闭的政策，对外不开放，西洋音乐基本上在中国没有市场。因此，民族乐器还能够维持，但是日子也不好过，时起时伏，有的时候企业产品销售不出去，只能改产，做其它产品维持生存。

上世纪8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大开，西方音乐像泉水一样涌进国门，钢琴，电子琴市场快速上升，那时，钢琴要凭票购买，电子琴销售更是供不应求。当时，电子琴放在北京琉璃厂乐器一条街的马路边上卖，一上午，50台电子琴一抢而光。

可是这个时候，民族乐器市场急转直下，大幅度下降，各民族乐器厂都面对严重的销售危机。大型民族乐器厂基本上都有部分产品转产，如北京民族乐器厂根据上级领导的安排与乐器机修厂合并，并调入风琴车间。开始生产音箱，架子鼓，电子琴、风琴、百叶窗帘等副产品，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则建立了雅马哈电子琴生产流水线，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生从1973年开始生产钢琴、电子琴、木梳和康乐球台等。

当时轻工业部对民族乐器生产曾提出一个口号，叫“留根保苗，借庙躲雨“，意思是保存实力，度过难关。可想而知，在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有性质民族乐器生产企业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民族乐器市场有所转机，各民族乐器厂逐步减少了副产品的生产，以主要精力生产民族乐器。这时，轻工业部实行优质产品评选制度，北京民族乐器厂的扬琴和中虎音锣、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琵琶、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二胡、武汉锣厂的大抄锣被评为国家银质奖产品，各厂还有一批乐器被评为部优质产品。当时，北京、上海、苏州成为我国三大重点民族乐器生产企业，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而其它地区的民族乐器厂逐步萎缩，化整为零，分散生产，甚至解体。

上世纪八十年末，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各地民族乐器生产企业相继进入转制承包阶段。

这时的国有民族乐器生产企业出现了多渠道分流发展的状况，

一是合资风，当时有北京民族乐器厂和香港粤华行合资，将北京民族乐器厂一分为二，成立了北京星海粤华乐器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扬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与香港利源贸易有限公司水文彬合资成立了上海敦煌乐器有限公司，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和台湾先进乐器公司陈焕辉成立了苏州虎丘民族乐器有限公司。

二是产品扩散，大兴加工点之风，各大民族乐器厂开始走与农村相结合，产品扩散的道路。北京民族乐器厂在河北饶阳、肃宁、怀来等地成立联营厂及河北怀来响器分厂，上海民族乐器厂将笛箫转至浙江余杭中泰乡成立笛箫加工厂。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将二胡转到苏州北郊的江南乐器厂进行委托加工。

三是下海风，各地民族乐器厂一些技术骨干出现了一股下海风，一些技术工人凭借自己的技术，有的辞职后自谋生路，有的退休后办起了民族乐器厂，当时，北京民族乐器厂退休职工李俊杰在北京前门三井胡同办起了街道工厂，以后成为北京荟萃民族乐器厂，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另外，还有满瑞兴、田双琨、张祥云、刘进兴、吴仲孚等人，分别成立了规模不等的民族乐器作坊。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少量人下海但都没有形成气候，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原厂长常敦明在退休以后在家乡江苏扬中县办起了扬中长鸣乐器厂，以生产笛箫为主，而其它技术人员，企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刹住了下海风。

而这时，全国各地具备条件的乡镇企业也开始生产民族乐器，他们利用具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办起了乐器厂，在当地逐渐形成气候，当时有天津静海子牙镇潘庄子村，在王泽林、王泽云等人的带领下生产笛箫、笙、唢呐、葫芦丝等。扬州先期研制生产古筝，是在张弓、田步高、卢玉平等人的带动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后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打造出一个“扬州古筝之乡”。另外，1985年浙江余杭中泰乡，董仲彬等人利用当地的天然资源在上海周林生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批量研制生产笛箫。而这时河南兰考由于具有制作民族乐器音板最佳资源的优势，在兰考汤大法等人的积极努力下，逐渐成为被轻工业部正式授予的民族乐器音板加工基地。从此兰考的大批农民走上了养植、采伐、加工泡桐板材的谋生道路，当年兰考县委书记焦裕录种下的泡桐树使兰考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在经过一番市场经济洗礼以后，我国民族乐器生产企业格局基本定型：

个别国有企业保留、

涌现出大量新兴的民营企业、

数以千计的个体手工作坊点缀其中（实际上应当是数以万计），

一批民族乐器产业基地逐步形成。

国有及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指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和西安音乐学院乐器厂。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原属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及上海英雄集团公司领导，后划归上海红双喜集团有限公司，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相继在上海郊区及河南兰考建立民族乐器生产企基地，成立企业室内乐团，举行敦煌杯民族器乐比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升，逐步拉开了与其它民族乐器生产企业的差距，成为民族乐器行业的领军者。

西安音乐学院乐器厂属西安音乐学院领导，属事业单位编制。

而原属于北京星海钢琴集团公司下属的北京民族乐器厂由于几经搬迁，技术人员大量流失，元气大伤，最后只保留一个销售门市部，其它人员全部分流到钢琴厂，北京民族乐器厂名存实亡。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也在1999年实行转制，企业性质改为股份制民营企业，名称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2016年企业转让给苏州圣典堂红木家俱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礼东，企业经营形势出现了转机。其它全国各地的国有性质的民族乐器厂基本解体分流。

民营企业：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大约有30家企业，其中有代表性的企业有：乐海乐器有限公司、北京钧天坊古琴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扬州金韵御工坊乐器有限公司、扬州雅韵乐器有限公司、扬州民族乐器研制厂有限公司、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开封中原民族乐器有限公司、饶阳北方民族乐器有限责任公司、扬州琼花民族乐器有限公司、河北霸州威名乐器有限公司、天津静海盛兴民族乐器厂等。

个体手工作坊：指家庭式手工作坊，几乎每个城市都会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采用简单的通用机械，自制的手工工具，购进成份的半成品原材料，有的雇佣一二个工人，有的干脆是夫妻店。每月加工十件至数十件乐器，自产自销，他们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商标，过着殷实的小康生活。

民族乐器产业基地13个，分别是，扬州古筝之乡（古筝）、天津静海民族管乐器生产基地（笛箫、唢呐、笙、葫芦丝）、河北饶阳大官厅乡民族乐器生产基地（民族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河北肃宁县民族乐器生产基地（民族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河南兰考民族乐器原材料生产基地（原材料，古筝，古琴）、无锡梅村二胡基地（二胡）、山东临沂二胡基地（二胡）、余杭中泰笛箫生产基地（笛箫）、贵州玉屏笛箫生产基地（笛箫）、云南昆明乐器生产基地（葫芦丝），徐州柳琴生产基地（柳琴），内蒙古呼和浩特马头琴生产基地（马头琴），山西长子县铜响器之乡（响铜乐器）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21世纪的头20年发展时期，伴随着中国以史无前例的加速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音乐放射出从未有过的夺目光辉，从而带来了民族乐器产业连续多年的直线上升以及民族乐器市场持续多年的繁荣。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民族乐器行业与40年前相比，有了多项重大变化：

1. 民族乐器已经从过去的普通轻工文体用品，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的相关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产品，列入到教育部中小学音乐教学设备目录之中。许多地区政府以民族乐器为城市名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如，辽宁省辽源市“琵琶之乡“，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葫芦丝基地，江苏省无锡市梅村镇二胡博物馆，扬州市甘泉琴筝文化产业园区等

2. 国内11所专业音乐学院全部建立了民乐系，并设立了主要民族乐器学习专业，编写完备了主要民族乐器教学教材。琵琶等专业已经培养出第一批博士生。

3. 古筝从一件冷门乐器已经发展为目前学习人数仅次于钢琴的热门乐器，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拥有古筝学习人数近1000万人，年产古筝50万架左右，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敦煌古筝从1978年年产155架到2018年生产11万架，增长 709倍。

4. 古琴从一件国内仅100多人会弹的高雅乐器，在古琴艺术2003年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后，有了井喷式的增长，现在的古琴不只限于老年人学习，而是老少皆宜，涌现了大量的少年儿童古琴学习班，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国有50万人在学习古琴，年产古琴20万架。

5. 一些濒于失传的民族乐器得以恢复，如箜篌、阮等，阮形成系列化，成为乐队弹拨乐声部的重要乐器，箜篌进入到专业音乐学院专业教学。

6. 一些少数民族乐器融入汉族乐器，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乐器，如葫芦丝，马头琴等。

7. 民族乐器的功能已经不限于演奏娱乐，而是开始跨界融合，产品销售范围扩大到收藏、拍卖、旅游、博物馆。产品与美术、香道、茶道、国学相结合，成为恢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已经部分建立了民族乐器培训班，如敦煌讲堂。

8. 民族乐器的产值和质量有了几何级数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民族乐器年销售收入大约是7000万元左右，到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37家规模以上民族乐器生产企业主营收入为50.79亿元，再加上数百家规模以下的民族乐器生产企业销售收入，总计可以达到 100 亿元，比40年前增长了142倍。在产品质量方面，民族乐器产品已经从40年前土里土气，价值低廉的产品，发展为普及与中高档兼有的乐器文化消费品，民族乐器进入千家万户百姓家庭，还成为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的国礼，一架古筝，一把二胡，一张古琴也可以卖到数千到上万元了。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英才。我们在这里要提出五位具有突出事迹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为40年来中国民族乐器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们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王国振，他在担任厂长20年期间，以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通过企业文化创新的手段，把一个传统的民族乐器厂带上了年销售额数亿元领军者的道路，同时以行业领军者的姿态，带领全行业实现了民族乐器产业的升级换代，使民族乐器行业彻底摆脱了“又土又乱“的落后形象，中国民族乐器从此登上世界音乐舞台的大雅之堂。

乐海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从甲。他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加工二胡弓的个体手工作坊做起，经过30多年创业发展，在北京民族乐器厂的扶持之下，把企业创办成一个总资产3.6亿元，北方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乐器生产企业，扬琴、琵琶、阮、古筝、二胡等产品产量都在国内民族乐器市场占有主要份额，宋从甲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他在不断追求，不断探索，2017年，他开始与北京星海钢琴联合，打造肃宁千亩国际乐器产业基地，未来河北肃宁将成为中西乐器合璧的北方乐器重镇。

北京钧天坊古琴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创办人王鹏。他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乐器工艺系，他从一名斫琴师做起，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他把他的公司打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他的事业不仅涵盖古琴制造、传承、教学、演出、影视制作。同时跨界涉及建筑设计、室内装饰、家居设计等业界，王鹏现在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民族乐器界。

北京满氏乐器厂创始人满瑞兴，上世纪50年代起，满瑞兴从北京民族乐器手工作坊学徒开始，成为北京民族乐器厂的一名技术骨干，授予技师称号，改革开放后，他下海办厂，顶住了来自企业诸多不公正的待遇，坚定一条心，一定要让北方琵琶发扬光大，他凭着自己坚韧的毅力，刻苦研究的精神，聪明的才智，使北方琵琶制作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声学品质有了很大的改善，从而赢得了国内专业演奏琵琶特别是专业音乐学院的主要市场份额，他今年已经83岁了，仍然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

河北涿州宏亮乐器厂总经理赵宏亮。他在他的爷爷赵伯纯（原北京民族乐器厂制笙技师）的教导下，从零开始学习制笙技术，经过刻苦钻研，不仅全面掌握了36簧加键扩音笙制作技术，而且在质量上完全达到专业演奏家的演奏要求。数年内，他所制作的各种类型的加键笙基本上控制了国内以及港澳台地区专业品市场。同时他还研发了高、中、低、倍低音加键笙系列，逐步武装到国内及海外的大型民族乐团，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管乐声部建设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改革开放40年带来了我国民族乐器行业的一片繁荣，具有伟大历史使命感的民族乐器开拓者们正在以更大的信心和勇气，绘制着更新、更美的画卷。（文/丰元凯）